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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若干問題述論

作者:郭旭紅 武力    發布時間: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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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若干問題述論

郭旭紅 武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這是我們堅持四個“自信”的關鍵所在。但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資源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以更高的經濟效益、更低的發展成本和更快的發展速度,才能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這也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轉變發展方式”,實現效益型、內涵型發展的原因。在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再次面臨升級和優化,資源和環境約束更為嚴峻的條件下,轉變發展方式、走上效益型發展道路更為緊迫。然而,這并不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方式沒有轉變,經濟效益沒有提高,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發展方式的要求越來越高,并且發展方式是一個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因此,怎樣看待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并給予符合實際的解釋和評價,成為中共黨史和經濟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

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實質上是工業化與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四化”同步的過程。如果說工業化代表生產力發展,市場化代表生產關系演變,那么二者構成的生產方式變化,則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間里發生這么大的變化,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也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變革。這種極為迅速的發展必然是波浪式的、不平衡的,有其不可能跨越的位于初級和高級之間的發展階段。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長期動態演進的過程。在工業化初期,主要表現為傳統的經濟部門、新興的經濟部門共同發展的特征。而新興的經濟部門又存在著低端產業與高端產業并存發展的特征,特別是中國作為一個地域遼闊、人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大國,既要發揮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又要實行“趕超戰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這就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共同發展、各得其所。因此1949年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始終是雙重任務:一是實現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將大量人口和資源從傳統農業轉到現代工業,并以此為基礎改造農業;二是實現工業內部的高端產業發展,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實現現代化。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加上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后一個任務越來越突出、越來越緊迫。產業結構升級和供給側改革,換句話說,就是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與工業化、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相伴隨的,是作為經濟血液和資源配置優化工具的金融業得到空前發展和繁榮,真正表現出作為國民經濟命脈的角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建立了龐大的貨幣金融體系來刺激經濟發展。截至2014年底,廣義貨幣(M2)余額達到122.8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193%。而龐大的貨幣量供應也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金融深化指數(M2/GDP)自1978年以來,特別是在90年代后迅速攀升,不僅超過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在2000年以后也高于發達國家。在經濟高增長階段,金融深化指數1992年為0.90。此后不斷提高,1997年為1.22,2006年提高到1.60,2012年則攀升至1.82,在經濟新常態下的2014年更是高達1.93。中國貨幣供給(M2)與經濟增長有大致相同的趨勢,說明貨幣刺激了經濟增長,這已被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踐所證實。然而,2012年世界其他國家的金融深化指數如下:美國為0.67、法國為1.58、英國為1.61;亞洲“四小龍”中韓國為1.44、新加坡為1.38;“金磚四國”中印度為0.76、巴西為0.81和俄羅斯為0.52!靖鶕秶H統計年鑒2014》(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testpub/gjnj/2014/indexch.htm)的相關數據計算整理!2014年,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7、歐盟的1/5,是全球平均水平的70%,居全球第80位左右【《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頁!。這反映了在人均GDP較低的情況下,中國金融深化指數遠遠高于上述其他國家。金融深化過高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導致經濟“脫實向虛”,嚴重影響到產業結構的升級,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提高。

與上述工業化和市場化快速推進過程相伴隨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差距的擴大。從宏觀收入分配結構來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國民收入部門分配的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動,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非常迅速,而政府和企業收入分配的比重上升。1990年至201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由53.4%降到45.0%。與此同時,合并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反映的企業盈余占GDP比重則表現出上升趨勢,由1990年的34.9%增至42.1%;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穩中有升,由11.7%提高至12.9%。1978年至2014年,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由16%下降到13%,遠低于2007年美國56%、英國55%、德國49%的水平!1978年至2008年的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http://data.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2009年至2014年的數據由于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都沒有職工工資總額數據,故用《中國統計年鑒2015》(http://data.stats.gov.cn/tjsj/ndsj/2015/indexch.htm)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代替。美國、英國、德國的數據則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相關數據計算整理!縿趧訄蟪暾急认禄c資本占比上升,反映出經濟結構變遷中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加劇,以及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約束強化等問題【參見任保平、鈔小靜、魏婕:《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報告2013-結構失衡背景下的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98頁!。

從微觀居民收入分配結構來看,全國基尼系數演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81年至1984年,總體基尼系數較低,在0.270.30之間;1985年至1992年,總體基尼系數較高,在0.30.4之間;1993年至2004年,總體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水平,基本上都在0.4以上,其中1993年、1997年僅略低于0.4【參見程永宏:《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演變及其城鄉分解》,《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2003年至2015年,總體基尼系數高于全球平均0.44的水平,2008年達到峰值0.491,而后逐漸回落至2015年的0.462【《2015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6212年來最低》,網易,2016119日,http://money.163.com/16/0119/11/BDMJU5R300253BOH.html】。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變動趨勢反映出的狀態與基尼系數基本一致。1978年至1983年,中國城鄉收入比由2.570降到1.822,之后呈現出逐漸上升態勢。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差距,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到2011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為14832.5元,城鄉收入比為3.131。近年來,雖然采取惠農富農的政策,2014年城鄉收入比仍然較高,為2.97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相關數據計算整理!。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不僅影響到投資消費結構與二元經濟結構,而且通過人力資本積累機制導致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持續強化,從而抑制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二、勞動力轉移與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實現長期高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規模的勞動人口持續從低效益的農業轉入高效益的工業和第三產業,以及大量就業人口新增。這種就業結構的巨大變化,不僅使就業者的人均GDP貢獻大幅度增加,而且使得中國可以利用勞動力價格的優勢占有國際市場。這樣,改革開放以前的人口負擔在1978年以后就變成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是衡量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91年,是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為目標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經過80年代的迅速發展,到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效益顯著提高,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1978年的908元(當年價格)上升至1991年的3326元,增加了2.7倍!靖鶕吨袊y計年鑒2015》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是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和第二產業加快發展時期。中國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攻堅任務,資源配置得以優化;同時經濟發展水平開始從“溫飽型消費”向“小康型消費”轉變,推動經濟效益新一輪大提高。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1992年的4070元升至2002年的16319元,增加了3倍!靖鶕吨袊y計年鑒2015》相關數據計算整理!窟@個階段可以細分為兩個小階段:從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開前為第一個小階段。由于及時、正確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大力推進改革,積極平衡總量,切實調整結構,“八五”時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波動最小的時期。到1997年,基本上結束了長期存在的“供給主導型”的短缺經濟【武力:《中國工業化路徑轉換的歷史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4期!。從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為第二個小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需求不足開始取代“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對外經濟關系取得長足發展,為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國外資源開辟了空間;為擴大內需而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拉開了東部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的第二個大局的帷幕。這些問題的解決提高了經濟效益【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增訂版)》,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47頁!。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全面協調社會經濟發展。中國開始從“以物為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邁入“以人為本”的經濟增長模式。改革沿著推進科學發展和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方向不斷深化,推動了中國經濟進入改革開放后持續時間最長的新一輪上升,贏得了21世紀新一輪經濟效益的提高。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增幅更大,2012年中國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18928美元,是2000年的2.9倍(參見表1)。

1 每位就業者創造GDP的國際比較(單位:PPP法,2011年不變價美元)

 

高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

中低收入國家

低收入國家

中國

美國

巴西

印度

1991

64236

10603

10020

2553

2915

75721

24586

4910

2000

77226

12204

11445

2503

6501

91076

25350

6984

2012

87824

20855

19233

3290

18928

108350

28952

13716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從國際比較來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業者創造的GDP增長最快,但是201.2年每位就業者創造的GDP仍然遠低于高收入國家。這說明中國全員勞動生產率雖然顯著提高,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這意味著中國雖然抓住了經濟全球化機遇,充分利用了國際資源和市場,但是在新一輪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下,多數行業尚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產品附加值整體較低。

三、經濟發展與人文發展指數的變化

人文發展指數(HDI)是綜合反映居民壽命、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準等方面的指數,能夠比較全面體現居民所享受到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利狀況,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綜合性指標【黃瑋婷,章貴軍:《衡量社會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數》,《中國統計》2013年第9期。聯合國開發署在它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定義稱:HDI0.50以下屬于低人類發展水平,在0.801.00屬于高人類發展水平!。新中國成立時,HDI非常低。1950年,該數值僅有0.225,略低于印度的0.247。由于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只有439美元(PPP平價法,以1990年美元為基準),遠低于印度619美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6%!Au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CED, 2007.1950年至1975年,中國HDI有了顯著的增長。1975年,中國HDI已經上升到0.523,高于印度的0.412【胡鞍鋼:《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文發展指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13年,在世界187HDI排名國家中,中國位列第91位,比1990年提高了11位,比2000年提高了5位!靖鶕秶H統計年鑒2004》(http://data.stats.gov.cn/ztjc/ztsj/gjsj/2004)和《國際統計年鑒2015》(http://data.stats.gov.cn/files/latestpub/gjnj/2015/indexch.htm)的相關數據計算整理!1980年至2008年,促使中國HDI大幅增長的因素主要是:預期壽命提高了0.125,貢獻率為19.6%;教育提高了0.125,貢獻率為33%;GDP提高了0.304,貢獻率為47.4%。綜合來說,經濟增長對HDI貢獻最大,其次是教育和健康。2013年,中國HDI0.719,接近世界高人文發展國家0.735的水平【根據《國際統計年鑒2015》的相關數據計算整理!。有專家測算,2020年中國HDI將提高到0.878【胡鞍鋼:《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第99頁!。這項指標說明,經濟增長依然是人類發展指數首要的貢獻因素,其次是健康和教育。這說明中國在人均收入相對于發達國家較低的前提下,HDI已經達到世界高人文發展水平。從分項指數看,1980年至2013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由524美元提高至11477美元,增長20.9倍;人口預期壽命和學齡兒童預期受教育年限分別提高約8.3歲和4.5年。居民健康、教育、文化素質大幅提高以及GDP高速增長對于提高中國的人文發展指數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參見表2)。

2 1980年至2013年中國人文發展指數分項指標

指標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2012

2013

人文發展指數

0.407

0.452

0.495

0.548

0.590

0.637

0.689

0.695

0.699

0.719

預期壽命(歲)

67.0

68.3

69.4

70.4

71.2

72.1

73.2

73.5

73.7

75.3

預期受教育年限(年)

8.4

8.0

8.9

9.2

9.5

10.5

11.7

11.7

11.7

12.9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3.7

4.3

4.9

5.7

6.6

7.1

7.5

7.5

7.5

7.5

人均國民收入(2005PPP美元)

524

812

1108

1819

2638

4090

6785

7404

7945

11477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統計年鑒》歷年相關數據整理。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人文發展指數顯著提高,從低人文發展國家水平發展到高人文發展國家行列,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不僅總體水平低,而且發展也不均衡。首先,2013年中國的HDI值為0.719,總體進入“高人文發展國家”行列,但是低于“超高人文發展國家”中美國0.914、德國0.911、英國0.892、日本0.890的水平;低于亞洲“四小龍”中韓國0.891、新加坡0.901的水平;也低于“金磚國家”中俄羅斯0.778、巴西0.744的水平【參見《國際統計年鑒2014》!。其次,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欠發達地區人文發展指數呈兩極分化趨勢。東部地區經濟發達省份的HDI遠遠高于內陸經濟欠發達省份。最發達的京、滬、津與高人文發展水平的葡萄牙相當。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的青、甘、云、貴、藏與低人文發展水平的加納、赤道幾內亞相當。

四、固定資產投資效益的變化

固定資產投資效益是反映投資活動中投入與產出關系的指標,能夠衡量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固定資產投資效益越高,經濟發展質量就越高;反之亦然。一般情況下,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高投資促進高增長,投資的宏觀經濟效益逐步提高。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技術進步導致折舊加快和沉沒增加,加上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部成本提高等因素,固定資產投資效益逐步降低,經濟發展質量亦隨之降低。

“一五”計劃時期,中國的投資效果系數是1.56,每百元積累新增加的GNI35元,是改革開放前資金利用效果最好的時期。以工業為例,由于該時期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1倍多,在工業總產值增加額中,由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的產值占59.7%,比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高11%,是1978年前最高的時期【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19491985年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219、229頁!!按筌S進”時期投資系數為74.2,每百元積累新增加GNI1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效益最低的時期。1976年至1978年上述兩項數值分別為2.3819元!緩埵锕猓骸督洕Y構和經濟效果》,《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6期!繌恼w上看,1978年前中國投資效益較低。

從某種程度上說,較高的投資率和巨大的投資規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創造了“中國奇跡”,但是過度的高投資也導致經濟發展方式難以實現根本轉變,降低了投資效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得益于高投資。1978年至2016年,中國人均GDP156美元躍升至8028美元,增長了50.5倍;城鎮化率由17.9%提高為57.4%,增長了37.7個百分點【參見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但是,目前中國經濟已越過“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逐步減弱,資源、環境成本不斷攀升,投資效率會不斷下降,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1979年至1991年中國ICOR2.3,高于發達國家中美國1.3、德國2.1、法國1.3的水平,也高于“金磚國家”中印度1.2的水平,說明該段時期中國投資效率低于美、德、法、印度,但是差距較;由于該時期中國消費投資結構相對均衡,消費率和投資率比值為64.735.2。從90年代以來,ICOR不斷提高,投資效率逐漸降低!靖鶕澜玢y行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ICOR是指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增量,該數值越大,投資效益越小!

1992年至2001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投資增速快、經濟過熱,ICOR上升至4.7,投資效益降低;同期美國、印度的ICOR分別為1.31.6。加入WTO以后,隨著對外開放由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充分發揮“兩個利用”,重化工業的重啟以及新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以高投資為依托,帶動了高增長,但投資效果越來越差。該時期消費率和投資率比值為60.037.9,與1979年至1991年相比,投資率上升了2.7個百分點,消費率下降了4.7個百分點。

2002年至2012年,中國ICOR攀升為7.7,遠遠高于上述兩個時期的ICOR值,也超過印度4.4的水平。該時期中國消費率和投資率的關系變為43.851.6,投資率超過50%,不符合世界投資率的經驗規律。同期,由于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紛紛實施“重振制造業”戰略,提高了投資效益,美國和德國ICOR分別降至0.610.95!靖鶕澜玢y行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

2013年以來,在經濟新常態下,要實現“雙中高”目標,中國ICOR有所降低,2013年、2014ICOR分別為6.77.1【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由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轉變過程中,城鎮化尚未完成,中國ICOR高于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符合中國國情。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ICOR變化值,體現了發達國家后工業化時期投資效果,而中國則突出反映作為趕超的發展中國家新型工業化特征。隨著中國經濟邁入新常態,提質增效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經濟增長動力要由投資驅動轉向效率驅動,未來還需走技術創新之路。

五、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從長期來說,科技創新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績效【〔美〕羅伯特·J.巴羅、〔美〕夏威爾·薩拉--馬丁著,夏俊譯:《經濟增長(第2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7278頁!。目前,全球新一輪科技競爭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交融,科技創新成為各國搶占世界經濟發展制高點的關鍵因素,能夠綜合反映經濟發展質量。進入9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極大促進了科技發展,也加速了中國科技的追趕步伐,大大提高了科技創新能力。進入21世紀,中國不僅保持了持續高增長,而且出現了科技創新成果爆炸性增長,一方面促使經濟發展方式逐步轉變,另一方面也成為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動力源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人力資源存量大幅上升,高素質科技人員成為推動科技創新的重要力量。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每百萬人中擁有R%26D研究人員不斷增加,其數量由1996年的443人增長到2013年的1089人,增加了1.5倍。但中國畢竟還是發展中國家,到2013年,該指標僅是美國的27%、韓國的17%、日本的21%!靖鶕澜玢y行數據庫1996年至2013年中、美、日、韓、意R%26D研究人員的相關數據計算得出!康2014年,中國創新指數為46.6,低于美國60.1、韓國55.3的水平;同年,中國創新指數全球位列第29位,而美國、韓國分別位列第6、16位。這與中國創新產出指數以及研發支出低密切相關。2014年中國創新產出指數為47.4,低于美國52.3、韓國48.1的水平!靖鶕秶H統計年鑒2015》的相關數據整理!1996年至2014年,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平均為1.3%,僅僅是美國、韓國的一半。增加科技研發投入成為提高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迫切要求。相關研究提出:到2020年中國科技投入占GDP比重為3%2%!練W盟的《2020年發展目標》和中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分別將2020年科技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設定為3%2%!

科技市場交易與轉化、高技術產品生產與貿易推動全球經濟穩健增長,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主動力。自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呈現階段性發展態勢。1992年至2001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科技市場緩慢發展,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從6.4%提高到21.0%,增幅較大,但是年均增速(13%)不到美國、韓國的一半。加入WTO后,隨著對外開放由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制度紅利逐步釋放,促使科技成果轉化率不斷提高。開放條件下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從外部條件看,是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跡”【王勁松:《開放條件下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跨國經濟增長差異、跨國技術擴散與開放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頁!。2002年至2015年,高技術產業呈現快速發展態勢,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年均增速攀升至27.1%,超過美國24.2%的增速,但是低于韓國29.3%的增速【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相關數據計算整理!。從空間格局上看,21世紀以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別僅為0.03%、0.6%3.7%。進入21世紀以來,高技術產品出口突飛猛進,到2006年超過歐盟,成為世界最大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地,當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則為16.9%,超過美國16.8%、歐盟15.0%、日本8.0%的水平!竞颁、鄢一龍、魏星:《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7頁!肯嚓P研究表明:這一趨勢將延續到2030年【參見胡鞍鋼、鄢一龍、魏星:《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第41頁!。

1995年,中國正式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參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3頁!糠从沉似溟_始逐步反思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凸顯了科技創新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作用。近些年來的統計顯示:無論是經濟高增長時期,還是中高速發展時期,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越來越大,由1998年至2003年的39.4%增加到2007年至2012年的52.2%(參見表3)。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從發展理念來說,這是對傳統發展方式的重大突破。而科技創新也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2005年,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50%。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標志著科技創新邁入新階段。經濟新常態下,中國正處于“調結構”和“轉方式”的關鍵時期,提質增效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萍歼M步貢獻率提高至54.2%,說明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形成,促使傳統發展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但是,根據2015年波士頓咨詢公司對全球149個國家(地區)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數的測算,中國可持續經濟發展指數為42.9,差不多是美國、日本的1/2,也遠低于韓國77.1、新加坡89.9的水平。在該指數的全球排名中,中國位列第76位,而新加坡、美國、日本、韓國分別位列第10、17、1824位!緟⒁姟秶H統計年鑒2015》!窟@意味著中國要保持“雙中高”、實現提質增效目標,科技創新任重而道遠。

3 1998年至2014年中國分階段科技進步貢獻率(單位:%

項目

19982003

19992004

20002005

20012006

20022007

20032008

20042009

20052010

20062011

20072012

20082013

20092014

科技進步貢獻率

39.4

42.2

43.2

44.3

46

48.8

48.4

50.9

51.7

52.2

53.1

54.2

GDP年均增速

8.7

9.2

9.6

10

10.4

10.8

10.6

10.3

11.1

9.3

8.9

8.5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5》,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年,第15頁。

六、幾點歷史啟示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工業化、市場化、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擴大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加上資源和環境的緊約束,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越來越迫切,即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成為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保障。1978年以來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給我們提供了以下幾點歷史啟示。

1.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制度創新是轉變發展方式的保障

30多年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歷程表明,1978年以后中國抓住了三次改革和發展的歷史契機,提高了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第一次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抓住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契機,將中國引進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第二次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快了改革開放和發展步伐。第三次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經濟新常態下推進改革和發展。歷史一再證明:每當經濟和社會發展遇到阻礙和困難時,都是通過深化改革,實現制度創新來創造條件、促進發展的。同樣地,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也要靠改革。

2.科技創新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

改革開放以來,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大大加快了中國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步伐,中國的產業結構不僅表現在大量人口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三產業,還表現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快速升級。正是這種產業結構的雙重升級,成就了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1977年以后的技術引進和吸引外資,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更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技術,提高了產業的技術水平。2001年加入WTO后,科技創新機制由政策性開放轉向制度性開放,開放過程中技術創新所獲得的“外溢”效應和貿易誘發的“干中學”效果,促使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2012年以來,科技創新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動力。在今天,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時,如何落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成為中國實現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

3.完善市場機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

1949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始終存在如何對待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1978年以前,由于面臨突破“貧困陷阱”、國家安全等困境,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基本上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這種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強化了政府政治動員和資源配置的能力,保證了高積累、低消費下的快速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由于取消市場調節和私人投資,也抑制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經濟活力,導致了經濟發展質量低下和結構失衡。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對市場機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作用的認識由“補充”到“共同”,再到“基礎性”,直至“決定性”,最終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30多年來經濟發展奇跡的制度原因。

但是正如全世界都沒有完全解決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即如何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中國在未來發展中仍需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要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規制、監管好市場;又要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目標下,發揮政府代表人民的公平正義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防止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和缺位。該方面的改革在中共十八大以來呈現出加速的趨勢【武力:《19492002年中國政府經濟職能演變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4期!。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靠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實現的,隨著經濟發展、市場深化以及中國越來越深地融入世界經濟,經濟形勢越來越復雜,資本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資源和環境約束越來越緊迫。這些都需要政府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在規范市場、穩定經濟、調節分配、擴大就業、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宣部重大委托項目“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研究”(2015MZD009)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后;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9

(責任編輯:左滕)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